文|姚洋

我们身处一个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处于转型期的时代。对于国际环境，一些人持悲观态度。他们注意到，美国在围堵我们，一些“鹰派”甚至提出与中国彻底“脱钩”，欧洲则寻求“去风险”。一些人担忧中国已被西方主导的世界永久排除在外。

这些担忧往往是情绪化的，并非基于现实。

姚洋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授课

基于数据去理解国际环境与“脱钩”论

经济学家擅长依靠数据说话。数据表明，世界不仅没有与中国“脱钩”，反而更加依赖中国。以出口为例，这是经贸联系中至关重要的方面。疫情之前，中国出口占世界比重为12%，疫情后上升到14%。2023年虽略有下降，但全球出口量普遍下降，且其他国家的降幅甚至超过中国。因此，中国出口占世界的比重并未下降。今年前10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6.02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5%。这一数字充分证明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为何世界离不开中国？原因在于中国的综合成本低。

有人会说，你只关注全球数据，为何不看看美国？但我要强调，我们不应只关注欧美，世界还有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应抱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心态，认为如果比我们更发达的国家不买我们的产品，我们就矮人一截。事实上，一个产品卖给美国人和卖给非洲人并没有本质区别，甚至卖给非洲人的效用更大，生产力更强。很多人没有真正做到“平视世界”。

在审视中美贸易关系时，不应仅仅关注中国直接出口至美国的贸易量，尽管这一数据在去年下降了17%。还要注意到，美国进口商品中，中国产品的含量实际在增加。原因在于，中国将部分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和墨西哥等国家，再从这些国家出口到美国。若仅从直接出口数据看，这一比例确实较低，甚至低于墨西哥和加拿大。但是，若依照原产地原则进行考量，美国进口商品中，来自中国的成分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从2018年的20%上升到了约25%。

这一现象揭示了中美贸易关系的复杂性，并质疑了“脱钩”策略的实际效果。所谓的“脱钩”并未真正实现两国经济的完全分离，反而促使中国企业加速向海外转移。

这种转移对中国而言具有多重益处。中国将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不仅促进了这些国家的就业和收入增长，也为中国企业开辟了新市场。

不要轻信“世界都在抛弃中国”

关于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与中国的发展态势，有几点值得深入探讨。

首先，关于美国试图与中国“脱钩”的言论，尽管美国政府对其国内企业投资中国施加了诸多限制，但中国对美国投资的增长势头却异常迅猛，尤其是在新能源领域。这表明，尽管美国国会中的某些政客可能持悲观态度，但各州政府却欢迎中国投资，因为这将为其带来GDP增长和就业机会。因此，我们应该避免被误导，不要轻信“世界都在抛弃中国”的言论。

其次，在讨论欧洲对中国的“去风险”策略时，常有人将其与“脱钩”相提并论，但这种理解并不准确。以我去年访问的一家德国芯片制造企业为例，该企业响应欧盟号召回归欧洲投资，这是其“去风险”策略的一部分。当被问及如何实现“去风险”时，该企业表示，在中国的生产线不会关闭，因为其在中国市场拥有巨大的份额，但他们同时计划在欧洲和美国建立新工厂。这种策略实际上对中国没有造成实质性损害。当被问及欧洲工厂生产的芯片将销往何处时，该企业表示将主要卖回中国，因为中国的汽车制造产业规模庞大，对芯片需求巨大。这一过程实际是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分散风险，确保供应链的稳定性，而不是简单地与中国市场“脱钩”。

再次，关于美国对中国科技领域的打压，结果并未如其所愿。相反，这种打压反而促进了中国技术的进步。例如中国芯片自给率不断提高，尽管这一过程中我们付出了高昂成本，至少短期内如此，但美国这一行为实际导致了“双输”结果。原本这些芯片我们可能无须自主生产，但现在却不得不自主研发和生产。

此外，我们必须意识到，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人工智能、新能源以及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我们均处于世界领先的第一阵营。

近年来，即便我们常常对基础研究现状表达不满，但事实上，这些领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中稳居各类排名前15。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学者的论文在“自然指数（Nature Index）”这一重要指标上的提升。“自然指数”衡量的是Nature高被引文章的数量，中国这一指标居于世界前列。

有些人可能不喜欢用“清场式领先”这样的说法，但这正是数据的体现。这也是为何美国打压中国的原因。20年前，美国并未如此打压中国，因为当时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实力与其相差甚远；而现在，随着中国迅速崛起，情况已然不同。这不是世界正在远离我们，而是世界开始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这是中国进步的必然结果。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答案就是适应。就像美国人尽管在全球范围受到一些批评，但他们依然自信地面对世界。我们也应如此。

金融政策调整源于担心实业空心化

目前，我国经济正经历着深刻的调整期。这一调整从2010年开始，标志着出口导向型经济不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首要驱动力。过去十几年，我国经济领域不断调整深化，几乎每两年就会提出一个新概念或策略，如“新常态”强调适应中低速增长，“去产能”针对钢铁等污染产能的淘汰，以及“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等，均旨在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然而，这些调整主要依赖于企业和社会自身的调整意愿和行动，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相对有限。尽管如此，政府的政策导向和信号对于企业行为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降低全社会金融化程度方面做出了努力。自2018年起，全社会呈现出金融化程度降低的趋势。这一趋势与随后发生的深度调整密切相关。为何会有此结论？主要是因为观察到美国产业空心化的主要成因便是过度金融化。这一观察与分析是准确的，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便是过度金融化的直接后果。

为何美国会陷入全球金融危机？其背后原因是大量顶尖人才被华尔街吸引。过去，麻省理工学院（MIT）毕业生的理想是成为通用电气（GE）的工程师，哈佛毕业生曾经以服务国家为首要理想，然而，如今的名校毕业生却更倾向于在华尔街工作。这一现象深刻反映了美国社会被金融所主导的现状。

我多次访问美国，与华尔街人士交流时，他们普遍表示美国经济状况极佳，尽管存在通货膨胀的问题。然而，与普通美国民众交谈时，却听到了截然不同的声音，他们普遍认为美国经济状况糟糕透顶。通货膨胀实际上是财富的大规模转移，从社会底层民众转移到华尔街精英手中。金融行业的过度发展导致制造业萎缩，产业逐渐空心化，这对美国竞争力构成了严重威胁。

面对美国这样的教训，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当前局势？自2018年起，我国开始去杠杆，这是一项坚定且有力的政策调整。在去杠杆的基础上，我国进行了深度的经济结构调整，其中也包括金融业自身的调整。金融业正面临严格监管，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的成立进一步加强了这一监管力度。金融业降薪并非出于惩罚，而是鼓励更多人才投身于创新和制造业。

房地产作为居民和企业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金融化程度过高对整个国家的金融安全构成了威胁。房地产过度发展不仅占据了居民财富的大部分，也导致许多企业的资产过度集中在房地产领域。

此外，地方政府债务的过度累积也是金融化过度的表现之一，这种过度借债的行为已经难以为继。从某种程度上说，2018年以来的深度调整使许多企业和个人感到一些不适。过去，我们可能像穿着宽松大衣一样自由行动，但现在，我们需要按照更加规范的方式行事。

这种变化是必要的，也是我国走向更加稳健、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作者系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