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沈建光

要点 

随着明年通胀高位运行和供需双双承压，美国将面临“类滞胀”的风险，其货币政策调控空间或越来越小。

　　美国经济增速三季度超预期放缓至2%，但10月份以来又出现了一定的好转迹象。10月，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达60.8，仍处于景气区间，非制造业PMI攀升至66.7，创下历史新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美国明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预测从4.9%上调至5.2%。在此背景下，美联储11月初的议息会议明确从11月开始削减购债；近期，超过半数的委员预计美联储将在2022年开始加息。不过，在美国经济向好的背后，由供需失衡导致的风险也在不断暴露，美联储开始强调通胀压力的持续性。展望2022年，上述因素将给美国经济持续复苏带来挑战。

　　挑战一，通胀保持高位运行。从推升通胀的六大因素来看，明年美国高通胀环境仍将持续。一是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显著滞后，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仍将持续；二是供不应求引发价格上涨压力，而供需方面的不匹配短期之内难以缓解；三是劳动力结构失衡导致企业提升工资水平，服务业工资上涨尤为明显，6月到10月，休闲与酒店业劳动报酬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存在工资和物价螺旋式上升风险；四是全球能源供应紧张、价格飙升，10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能源分项大幅走高，同比上涨30%，其中汽油价格同比上涨49.6%；五是美国房价与房租持续上涨，10月美国CPI住宅项创疫情以来新高；六是美国自各经济体进口品价格明显攀升，加大了输入性通胀压力。

　　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近日警告，美国通胀将居高不下；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指出，高通膨可能更具“持续性”。美联储近期宣布从11月开始以每月150亿美元的速度缩减当前每月1200亿美元的购债规模，但对于控制通胀而言，力度可能还是不够大。

　　挑战二，供给侧修复仍然滞后。疫情以来，美国生产端恢复不及预期，截至9月，美国全部工业部门产能利用率仅缓慢回升至75.87，未达到2019年的平均水平。11月5日，拜登的基建法案获批，其主要用于道路、桥梁等公共设施建设，但新增支出的资金规模大幅缩水至5500亿美元；而另一项1.75万亿美元的支出法案（Build Back Better）依然搁浅。美国铁路、港口及桥梁等基建设施年久失修、老化严重，直接影响了经济效率的提升。

　　供给结构失衡导致劳动力短缺，人员密集、高接触性行业的劳动力供给明显不足，休闲与酒店业等服务业缺工的绝对人数最多。美国因提前退休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群比例已从2020年4月的31.5%上升至目前的42.7%，疫情冲击下“永久性失业”的影响不容忽视。

　　此外，原材料涨价、投资不足、“缺芯”等因素持续影响供应，预计美国供给瓶颈或持续到明年上半年。与此同时，近期越南、孟加拉等制造业基地因疫情面临用工短缺、产能受限的问题，叠加贸易运力不足，已直接影响到美国消费品的供应。

　　挑战三，刺激拉动需求的作用减弱。2020年美国疫情暴发以来，转移支付收入一度成了美国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但美国政府已决定不再延期美国联邦疫情失业救助，9月6日两项联邦疫情失业补助政策宣告终止，同日每周300美元的联邦补充失业救济金也已终止。

　　同时，在持续的通胀环境下，原材料价格上涨压力将通过最终消费品价格的提升，由企业端传导至居民端，进一步压低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今年4月以来，美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名义增速与实际增速差距由1%左右拉大至4%左右。可以预见，前期高增的消费需求将逐步回归常态，未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会减弱。

　　随着明年通胀高位运行和供需双双承压，美国将面临“类滞胀”的风险，其货币政策调控空间或越来越小。我国出口在美国制造业供给侧增长乏力的状态下，短期内有望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产业链转移压力也将有所缓解。但仍需关注美国货币政策转向带来的新兴市场货币贬值压力，或增加我国政策调控的难度。对此，我国应未雨绸缪：短期需提高跨周期调控政策的针对性，并从保市场主体适当向保终端消费倾斜，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中长期则需推动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改革的有效协同，重点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积极释放数字经济动力，着力实施产业链提升工程，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本文原发于《中国外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