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三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其中，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丝特·迪弗洛两位学者，在其最重要的著作《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中，收录了徐爱华如何白手起家的案例。

没有资本的企业家

徐爱华出生在一个地道的农民家庭。1982年，第二次参加高考的她，定向考取了浙江农业大学；同时，她还通过考试拿到一个去上海进修服装设计的名额。然而，等徐爱华一年后从上海学成归来，她却失业了。如果一名老练的工人赢得服装设计培训机会，可能很快被提拔为技术厂长，但当时徐爱华才18岁，整整3个月，没有一家乡镇企业接收她。1983年，徐爱华决定走上创业之路。

在班纳吉和迪弗洛的著作里，记录徐爱华创业故事的那一部分，标题是“没有资本的企业家”。

 “浙江‘借鸡生蛋’‘借梯上楼’的民营企业比较多，很多是从当年的乡镇企业改制过来。”绍兴文理学院教授李生校曾调研超过500家绍兴企业，得出了这个结论。可徐爱华的企业，从来没有戴过乡镇企业的“红帽子”，也没有找家人要一分钱。

她倚仗的是从上海学来的技术。那时没有专业的广告公司，她自己写了一页文稿，内容是“爱华时装招收15名学徒，即日起报名，包教包会，学习时间一个月，学费15元，学不会的可以继续学二个月或三个月，不加收学费”。“我收的学费高。15元差不多是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优势是包教包会。按当时的惯例，学徒先要免费帮师傅干活，然后拿一半薪水继续帮师傅干一段时间。但我不用。”徐爱华说。

学员掏钱之前，总得上门看看场地。徐爱华借了一台拷边机，赊了一台缝纫机。等白天收到学费，才请姐夫从杭州连夜买回设备。

就这样，徐爱华前前后后招收了100名学徒。她手把手地教徒弟如何设计、裁剪、缝制。后来，她留下了其中6人，开办了自己的服装厂。

拼命往缝里挤

徐爱华开始承接外贸订单后，工业缝纫机从48台扩展到800多台，意味着她从事着一项总体收益很高的生意。“这不仅表明徐爱华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还表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竞争较少、需求较大，因此她的生意正逢其时。”

当年的绍兴县（现已改名柯桥区），是国际纺织之都。因为当地的传统优势，徐爱华“阴差阳错”地学服装、做服装、卖服装，但同样因为当地的产业集群，徐爱华的企业在创业初期就面临激烈的竞争。

为节约成本，徐爱华将供销社当废品卖的纸箱子买回来。一个旧纸箱和新纸箱的差价，“能省出一件衣服的扣子钱”；徐爱华到城里进货回来，从不叫十来块钱一趟的车，三轮车坐到公交车站，两张票，人一张，货一张，总共花三块钱。

真正难的是找销路。当年的销售渠道——供销社和百货公司，进货优先考虑国营企业，其次是乡镇企业。像徐爱华这样的个私企业，对方拒绝时还常抱以“你还真敢想”的轻蔑。

绍兴竞争激烈，那就去中西部闯一条路子。20世纪80年代，徐爱华跑遍湖南、湖北、贵州、青海等6省区18个县市，企业总算生存了下来。

经济学家认为，适时而来的外贸订单造就了徐爱华的成功。今天的徐爱华自然能骄傲地回顾，她的企业是原外经贸部批准的首批获得自营进出口经营权的私营企业之一。但此前的艰辛，却少为人知。徐爱华的服装，主要出口实行配额制的欧洲。能拿到出口配额的往往是大国企，但徐爱华想去外经贸部争取。到了北京，钱花完了，连外经贸部的门都没能进去。 “今天的创业者，身前有一扇敞开的大门。当年，这道门只开了一条缝，我们拼命往里面挤。”徐爱华感慨。

这位“没有资本的企业家”说 “我有今天的成就，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不超过10%，是改革开放的好政策给我提供了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