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愿不愿意承认，在２００６年５月１日之后，马军的生活发生了一些改变。这一天，美国《时代》周刊把马军评选为年度“１００位影响世界的人物”。除了马军，入选的中国人还包括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家电行业巨头黄光裕以及台湾导演李安。

　　“如果把马军的头像和篮球明星姚明以及银幕上的美人章子怡的头像一起放在北京街头的广告牌上，大多数路人肯定都不知道他是谁。但那些知道的人会说，中国需要像马军这样的人，而且对这一类人的急切需求要远远超过一名体育巨星或一位电影明星。”《时代》周刊这样评价他。

　　用这本杂志的眼光看，“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工业迅速地发展，它如何利用自然资源及控制污染将会影响全球的环境健康。”而一群环保人士大声疾呼，警醒人们注意不顾后果的发展可能带来的灾难，也号召大家对环境保护采取行动。马军就是其中的一位。

　　“正是在以马军为代表的环保人士以及中国环保部门的一同推动下，中国在２００３年９月１日开始实施环评法，赋予了环评在项目审批上的‘一票否决权’，环评成为所有建设项目都需要先过的一道门槛。”《时代》周刊这样写道。

　　一个移民美国的中学同学看到了《时代》周刊的报道，给马军打电话，“是你吧，真的是你吗？”其实，吃惊的不仅是这位同学，马军自己也说，“真是很感慨，回想起来，走到今天，完全是没有目的的。”

　　３９岁的马军有着不算独特的生活经历。更年轻些的时候，他甚至有些漫无目的，除了一早就被启蒙的理想情怀以及对于自然和动物的热爱，他和同龄人没有什么差别。

　　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他在清华附中读书，校园外是个热腾腾的世界，“思想解放”的风气正浓；而校园里则取消了考试，十几岁的年轻人可以彻夜长谈关于社会、人生的各种话题。“那是一个对很多问题都需要重新思考的年代，觉得要寻求一种新的方式去看待世界。”

　　后来，社会开始发生改变，一些同学不再空谈理想，赚了钱、升了职，马军却没有学会很好地与社会“妥协”。同学说他，“你怎么还在想这个事情？怎么还没有能够成熟一点？社会它本来就是另外一个样子的。”

　　１９９３年，他来到《南华早报》工作，更多时候他是研究员身分。在这个阶段，他开始注意到中国水污染和水资源破坏的问题，１９９９年底，他写出了《中国水危机》。该书出版后的几年间，“中国的北方持续旱情，而南方很多城市和乡村则陷入守着河湖没水喝的境地，水污染对公共健康的巨大危害开始显现。”马军的观察和预言，成了报纸头条以及公众必须面对的现实，他也逐渐成为“水问题专家”。

　　２００４年，《中国水危机》的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同年，马军入选美国耶鲁大学世界学者，海外的学术界及环保界有了更多机会认识这位年轻人。

　　而就在２００４年前后，中国环保ＮＧＯ（民间组织）的发展有了质的变化，它们开始更多地参与到公共事务，尤其是江河建坝等事件之中。从美国回来的马军刚好赶上了这波浪潮。他一边做环保咨询工作，一边在媒体上撰写文章，在他和其他几位朋友的努力下，虎跳峡建坝发展成为一个牵动民心的媒体事件；另外，怒江建坝事件，他也参与其中。

　　环保人士的努力，与媒体上的报道相互呼应，形成了舆论压力和公众参与，最终，虎跳峡工程和怒江工程暂时搁浅。

　　“我们正朝着一个参与式的决策机制去努力，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各方面的压力很大，很多大坝都在建，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关注的很多都是底线式的项目，这几个项目是我们无法忽略的。”马军说。

　　２００６年９月，马军出任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这个中心制作了中国首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中国水污染地图”，地图中列出了２５００多家污染企业，其中不乏大企业，也包括若干跨国公司。目前，已经有几十家大企业主动找到马军，希望解释造成污染的原因，并且承诺什么时候可以解决问题。

　　“中国的草根ＮＧＯ开始与大企业，甚至跨国企业坐在一张谈判桌上，这是过去没有的。”马军说。

　　另外，马军正在筹建一个城市空气质量数据库。“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很直观地看到，我们所生活的城市有着怎样的环境状况，对于我们的身体意味着什么。”

　　但和马军聊天，有时候能感觉到，精神上他还是生活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有一种理想主义者的严肃和焦灼，说话一板一眼，只有和特别熟悉的朋友才能够放松下来；而他和上世纪８０年代的另一个契合是他喜欢诗歌，心情一激动就能来一段，“尤其喜欢李白和杜甫，两个人一个是浪漫主义的，一个是现实主义的，在我看来这两者一定要结合在一起，你的眼睛可以看到一个星球之上，但是你的脚必须踩在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