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于国鹏

　　荀子是先秦儒家一位集大成者，但他的礼乐思想与孔子、孟子又有诸多不同之处。在省尼山书院承办的荀子公开课上，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颜世安深入分析和讲述了荀子的礼学思想，及其对后世儒学发展的长期影响。
　　颜世安认为，荀子的礼学思想，重心在明确人的位置，形成群居生活秩序。这一理论，在战国末期政治统一前夕，为儒家设想的天下秩序确定了理论基础。
以“乡饮酒礼”来规范民间秩序
　　在先秦的儒家思想家里面，荀子在理论上贡献最大、思想上最有特点的是礼治思想。
　　儒家的礼治思想有两个主要的观念系统和两种主要的思路：德治和礼治。这最初都是由孔子提出来的。后来，两种思路分开发展，有时也有交叉。儒家礼学文献关于礼治的方方面面作出了具体阐述。比如，《礼记》的《经解》中这样阐述礼的作用：“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
　　上述一段话，讲述了礼之理以及礼在各个方面的运用，意味着安排好秩序，让每个人的行为都符合规矩，社会治理就有了良好的基础。在这里，朝觐之礼、聘问之礼、丧祭之礼等，主要还是针对当时的上层阶级，是统治阶级的礼。其中的乡饮酒之礼，则是战国时期儒家设计的、用来规范民间社会秩序的。
　　《仪礼》中用专门笔墨描述了乡饮酒礼。在“乡”这样一个基层单位，每年在一些特定时间节点，要举行饮酒礼。活动中，壮年男丁聚集在一起饮酒，按照年岁来排序位次，通过这样的礼仪性安排，引导、教育每个人，要懂得尊敬老人，要懂得合群，要懂得遵守这样的乡土秩序。
　　显然，儒家认为，以乡饮酒礼进行引导规范，民间社会治理就有了基础。《礼记》的《乡饮酒义》中，记载孔子语“吾观於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这句话不见得是孔子的原话，但内容肯定是表达儒家的思想观念无疑。观看乡饮酒礼，通过这样的仪式把人民组织、组合起来，并形成良好的生活秩序，就为政治教化奠定了基础，王道理想的实现就更容易了。
　　由此可见，礼治与德治是可以并行而不悖的。但是，荀子更侧重讲礼治。荀子认为，礼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以礼义来规范社会秩序，完全可以实现天下大治，因此，他对德治派的一些做法就进行了批评。
　　《荀子·解蔽》篇中，提到“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就是批评儒家的思孟学派。“觙”即“伋”，指孔伋，也就是子思。荀子批评说，子思存在很多不足，太脆弱，听到一点杂乱的声音，或者看到什么五颜六色，思想就会受到干扰，环境一定要非常安静才行。对孟子的批评就更加意味深长了，他说“孟子恶败而出妻，可谓能自强矣，未及思也”，也就是说，孟子担心自己受男女之欲的影响，不能坚持进德修身，干脆“出妻”把妻子赶走。荀子认为，孟子还不如子思，子思能思想，只是达不到精微，孟子能自强，但是还达不到“思”。在这里，荀子是把思孟放在一起，作为一个类型来批评的。
　　以常理推断，“孟子恶败而出妻”这件事情，真实性存疑。但是，荀子不会刻意去编造这样的故事，估计这个说法有来历。由此观察，在荀子生活的年代，儒家圈子里对思孟学派印象和看法是贬义的。在荀子看来，为了修身连正常生活之欲都要拒绝，又怎么能正常接触社会呢？所以，后来他又强调，“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忍！何强！何危！”在这里，荀子赞赏“至人”，就是理想中的大儒，其实不必像思孟派那样忍或者勉强真情实感。
“明分使群”是一把“政治的钥匙”
　　在为政方面，荀子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一把解决现实问题的“政治的钥匙”了。这把“政治的钥匙”是什么呢？用一个词语来概括就是“明分使群”。对此，荀子这样表述，“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
　　这段话非常重要，在荀子的思想体系里，堪称是某种枢纽性的论证。整段论述，把人放在整个宇宙的大背景下进行观察。人最为天下贵，是因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而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是“人能群”，即人能合群。可能有人会说，动物也能合群，但是，动物和人的合群还是不一样的。人不但能合群，在群里还非常讲究秩序，这个秩序就是分。这个分很重要，有的地方也叫“份”。分是从群的角度讲的，是指把每个人分到具体的地方和位置；份则是从每个人的角度讲的，明确个人在所属社群里面所能占有的份。分和份，就让人能够“群”。
　　从理论上来考察，荀子礼治思想的最大突破，就是分、群的观念。在荀子看来，在社会生活中，如果每个人都能确定好自己的位置，就无须再特别强调德性修养。由此，荀子就把社会的分群秩序、物质资源的分配、每一个位置结合在自己的礼治思想中。
　　同时，荀子又论述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这也是为了进一步说明，礼是分，依托分，每一个人都能有养，不用争，也不用特别故意的克制，都可以去追求和满足合理的欲望。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明分使群”的关键，还是在于“分”。梁启超在评论荀子思想时，曾经讲过一段话，“荀子不承认‘欲望’是人类恶德，但以为要有一种‘度量分界’，方不至以我个人过度的欲望，侵害别人分内的欲望。此种度量分界，名之曰礼”，可以说概括和评价得非常准确。
为“天下一体”新秩序
确定理论基础
　　放在时代大背景下考察，荀子的礼治理论，在战国末期政治统一前夕，为儒家设想的天下秩序确定了理论基础。这也是荀子重要的思想贡献。
　　生活在战国末期的荀子，已经敏锐察觉到了天下统一的历史趋势。因此，荀子在对儒家礼治思想进行概括时，为正在形成的“天下一体”统一政治作出了理论上的思考和准备。　　 荀子的理论中，经常会提到关于未来的天子或者王的设想。荀子说，“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意思是，未来的天子应该是圣王。这里，“圣”和“王”又分别有自己的含义。“圣”是就道德而言，所以说尽伦，能在伦理道德方面能作表率。那么“王”呢？是代表秩序，所以要尽制。荀子设想中的未来的天子，既代表好的秩序，又代表高尚的道德，既“尽伦”又“尽制”，这就是圣王。
　　在这里，要特别注意荀子“学者以圣王为师，以圣王之制为法”的说法。这个说法其实是“惊心动魄”的。令人震撼之处在哪里？显然，在荀子的设想中，将来的理想社会，如果真正实现了统一，由一个理想中的圣王统治，那么学术上的讨论，都要由圣王来统辖了。荀子的礼治思想，正是与此紧密关联。通过这些表述，荀子把自己的礼治思想，通过“明分使群”，通过养欲给求，作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关于群体秩序的说明。
　　一方面，荀子通过这样的理论，为将要出现的、不可阻挡的“天下一体”的统一秩序作准备。荀子认为，在“天下一体”的理想社会里，再有“尽伦”“尽制”的圣王作领袖，那么学者不仅应该跟政治上的领袖合力，还应该以政治上的领袖为师法。只是，荀子没有预料到，自秦始皇以后的历代君王，很多并非靠道德得天下，而是凭借武力实现权力更迭。想把这些天子改变成圣王，也不是儒学一定能做到的。从这个角度观察，荀子当时可以说是处于一种理想主义的状态之中。
　　同时，荀子作为一位综合性、理性主义的思想家，考虑问题往往比较全面。荀子讲礼治，也讲德治，但偏重礼治。在他的心目中，理想的政治，关键要具备礼义的秩序，当然也要有一个圣王。而荀子在设想这样一个秩序时，保留了对圣王的制约和矫正。这个制约和矫正，其实正是保留了儒家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张力。如果没有这方面内容，荀子的思想深度，就要大打折扣了。